胡適 做戲無法,出個菩薩

何必在意x 發表于 2019-11-10 08:53:15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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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鄉有句俗話說:“做戲無法,出個菩薩。”編戲的人遇到了無法轉變的情節,往往請出一個觀音菩薩來解圍救急。這兩年來,中國人受了外患的刺激,頗有點手忙腳亂的情形,也就不免走上了“做戲無法,出個菩薩”的一條路。這本是人之常情。西洋文學批評史也有deuse machina的話,譯出來也可說,“解圍無計,出個上帝。”


本年五月里美國奇旱,報紙上也曾登出旱區婦女孩子跪著祈禱求雨的照片。這都是窮愁呼天的常情,其可憐可恕,和今年我們國內許多請張天師求雨或請班禪喇嘛消災的人,是一樣的。


這種心理,在一般愚夫愚婦的行為上表現出來,是可憐而可恕的;但在一個現代政府的政令上表現出來,是可憐而不可恕的。現代政府的責任在于充分運用現代科學的正確智識,消極的防患除弊,積極的興利惠民。這都是一點一滴的工作,一尺一步的旅程,這里面絕沒有一條捷徑可以偷渡。


然而我們觀察近年我們當政的領袖好像都不免有一種“做戲無法,出個菩薩”的心理,想尋求一條救國的捷徑,想用最簡易的方法做到一種復興的靈跡。


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腳亂的恢復了紀念孔子誕辰的典禮,很匆遽的頒布了禮節的規定。八月二十七日,全國都奉命舉行了這個孔誕紀念的大典。在每年許多個先烈紀念日之中加上一個孔子誕辰的紀念日,本來不值得我們的詫異。然而政府中人說這是“倡導國民培養精神上之人格”的方法;輿論界的一位領袖也說:“有此一舉,誠足以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難道世間真有這樣簡便的捷徑嗎?




我們當然贊成“培養精神上之人格”,“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但是古人也曾說過:“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后可興也。”國民的精神,民族的心,也是這樣的;他的頹廢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他的復興也不是虛文口號所能做到的。“洙水橋前,大成殿上,多士濟濟,肅穆趨蹌”;


(用八月二十七日《大公報》社論中語)四方城市里,政客軍人也都率領著官吏士民,濟濟蹌蹌的行禮,堂堂皇皇的演說,——禮成祭畢,紛紛而散,假期是添了廠一日,口號是添了二十句,演講詞是多出了幾篇,官吏學生是多跑了一趟,然在精神的人格與民族的自信上,究竟有絲毫的影響嗎?


那一天《大公報》的社論曾有這樣一段議論:


最近二十年,世變彌烈,人欲橫流,功利思想如水趨壑,不特仁義之說為俗誹笑,即人禽之判亦幾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于精神幻滅之域。


如果這種診斷是對的,那么,我們的民族病不過起于“最近二十年”,這樣淺的病根,應該是很容易醫治的了。可惜我們平日敬重的這位天津同業先位天津同業先生未免錯讀歷史了,《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寫的社會政治情形,不是中國的實情嗎?是不是我們得把病情移前三十年呢?《品花寶鑒》以至《金瓶梅》描寫的也不是中國的社會政治嗎?這樣一來,又得挪上三五百年了。


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橋前,大成殿上,多士濟濟,肅穆趨蹌”,增何補于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


我們回想到我們三十年前在村學堂讀書的時候,每年開學是要向孔夫子叩頭禮拜的;每天放學,拿了先生批點過的習字,是要向中堂(不一定有孔子像)拜揖然后回家的。至今回想起來,那個時代的人情風尚也未見得比現在高多少。


在許多方面,我們還可以確定的說:“最近二十年”比那個拜孔夫子的時代高明的多多了。這二三十年中,我們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這都沒有借重孔子的力量。


八月二十七那一天汪精衛先生在中央黨部演說,也指出“孔子沒有反對納妾,沒有反對蓄奴婢;如今呢,納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惡,善待之亦是罪惡,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汪先生的解說是:“仁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內容與條件是與時俱進的。”這樣的解說畢竟不能抹煞歷史的事實。


事實是“最近”幾年中,絲毫沒有借重孔夫子,而我們的道德觀念已進化到承認“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了。




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智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俗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過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減損這二十年的總進步的凈贏余。這里不是我們專論這個大問題的地方。但我們可以指出這個總進步的幾個大項目:


第一,帝制的推翻,而幾千年托庇在專制帝王之下的城狐社鼠,——一切妃嬪,太監,貴胄,吏胥,捐納,——都跟著倒了。


第二,教育的革新。淺見的人在今日還攻擊新教育的失敗,但他們若平心想想舊教育是些什么東西,有些什么東西,就可以明白這二三十年的新教育,無論在量上或質上都比三十年前進步至少千百倍了。


在消極方面,因舊教育的推倒,八股,駢文,律詩,等等謬制都逐漸跟著倒了;在積極方面,新教育雖然還膚淺;然而常識的增加,技能的增加,文字的改革,體育的進步,國家觀念的比較普遍,這都是舊教育萬不能做到的成績。


(汪精衛先生前天曾說“中國號稱以孝治天下,而一開口便侮辱人的母親,甚至祖宗妹子等。”試問今日受過小學教育的學生還有這種開口罵人媽媽妹子的國粹習慣嗎?)


第三,家庭的變化。城市工商業與教育的發展使人口趨向都會,受影響最大的是舊式家庭的崩潰,家庭變小了,父母公婆與族長的專制威風減削了,兒女宣告獨立了。在這變化的家庭中,婦女的地位的抬高與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五千年來最重大的變化。


第四,社會風俗的改革,小腳,男娼,酷刑等等,我已屢次說過了。在積極方面,如女子的解放,如婚喪禮俗的新試驗,如青年對于體育運動的熱心,如新醫學及公共衛生的逐漸推行,這都是古代圣哲所不曾夢見的大進步。


第五,政治組織的新試驗。這是帝制推翻的積極方面的結果。二十多年的試驗雖然還沒有做到滿意的效果,但在許多方面(如新式的司法,如警察,如軍事,如胥吏政之變為士人政治)都已明白的顯出幾千年來所未曾有的成績。不過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往往為成見所蔽,不肯承認罷了。


單就最近幾年來頒行的新民法一項而論,其中含有無數超越古昔的優點,已可說是一個不流血的絕大社會革命了。這些都是毫無可疑的歷史事實,都是“最近二十年”中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偉大的進步。革命的成功就是這些,維新的成績也就是這些。


可憐無數維新志士, 革命仁人,他們出了大力,冒了大險,替國家民族在二三十年中做到了這樣超越 前圣,凌駕百王的大進步,到頭來,被幾句死書迷了眼睛,見了黑旋風不認得是李逵,反倒唉聲嘆氣,發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夢想從那“荊棘叢生 檐角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來“衛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嗎?




文章寫到這里,有人打岔道:“喂,你別跑野馬了。他們要的是‘國民精神上之人格,民族的自信’。在這‘最近二十年’里,這些項目也有進步嗎?不借重孔夫子,行嗎?”


什么是人格?人格只是已養成的行為習慣的總和。什么是信心?信心只是敢于肯定一個不可知的將來的勇氣。


在這個時代,新舊勢力,中西思潮,四方八面的交攻,都自然會影響到我們這一輩人的行為習慣,所以我們很難指出某種人格是某一種勢力單獨造成的。但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說:這二三十年中的領袖人才,正因為生活在一個新世界的新潮流里,他們的人格往往比舊時代的人物更偉大:思想更透辟,知識更豐富,氣象更開闊,行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


試把孫中山來比曾國藩,我們就可以明白這兩個世界的代表人物的不同了。在古典文學的成就上,在世故的磨煉上,在小心謹慎的行為上,中山先生當然比不上曾文正。然而在見解的大膽,氣象的雄偉,行為的勇敢上,那一位理學名臣就遠不如這一位革命領袖了。


照我這十幾年來的觀察,凡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圣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輩中,如高夢旦先生,如張元濟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吳稚暉先生,如張伯苓先生;朋輩中,如周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灝先生,如姜蔣佐先生:他們的人格的崇高可愛敬,在中國古人中真尋不出相當的倫比。這種人格只有這個新時代才能產生,同時又都是能夠給這個時代增加光耀的。


我們談到古人的人格,往往想到岳飛、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里的東林忠臣。我們何不想想這二三十年中為了各種革命慷慨殺身的無數志士!那些年年有特別紀念日追悼的人們,我們姑且不論。


我們試想想那些為排滿革命而死的許多志士,那些為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前兩年中在上海在長城一帶為抗日衛國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為民十三以來的共產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


東林諸君子慷慨抗爭的是“紅丸”,“移宮”,“妖書”等等米米小的問題:而這無數的革命青年慷慨獻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社會的自由平等。


我們想到了這二十年中為一個主義而從容殺身的無數青年,我們想起了這無數個“殺身成仁”中國青年,我們不能不低下頭來向他們致最深的敬禮;我們不能不頌贊這“最近二十年”是中國史上一個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堅強的時代。他們把他們的生命都獻給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




凡是咒詛這個時代為“人欲橫流,人禽無別”的人,都是不曾認識這個新時代的人:他們不認識這二十年中國的空前大進步,也不認識這二十年中整千整萬的中國少年流的血究竟為的是什么。


可憐的沒有信心的老革命黨呵!你們要革命,現在革命做到了這二十年的空前大進步你們反不認得它了。這二十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了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有成功的。


你們心眼里最不滿意的現狀,——你們所咒詛的“人欲橫流,人禽無別”,——只是任何革命時代所不能避免的一點附產物而已。這種現狀的存在,只夠證明革命還沒有成功,進步還不夠。孔圣人是無法幫忙的;開倒車也決不能引你們回到那個本來不存在的“美德造成的黃金世界”的!養個孩子還免不了肚痛,何況改造一個國家,何況改造一個文化?別灰心了,向前走罷!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三日夜

本文原載1934年9月9日《獨立評論》第117號。——編者注

胡適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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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 《胡適——寫在孔子誕辰之后》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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