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格非:白銀時代的資本倫理——讀《金瓶梅》

守中2014 發表于 2020-03-09 16:39:42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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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格非,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當代著名作家,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代表作為長篇小說“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本文摘編自格非的《金瓶梅》研究專著《雪隱鷺鷥》(譯林出版社出版),文章以一個文學研究者的視角,透過中國經典小說《金瓶梅》中的人物和情節,對小說創作年代(明代)的經濟金融現象進行了獨特的解讀。文中索引主要來自《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和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李偉譯注,岳麓書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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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一部激憤之書,也是一部悲憫之書。從文字上看,《金瓶梅》的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年徽宗時期,但細加考察,其人物活動基本上反映出明朝中后期的社會風貌。在反復閱讀《金瓶梅》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如果不把《金瓶梅》置于十六世紀前后全球社會轉型和經濟文化變革的背景中去透視,其中涉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釋。《金瓶梅》所呈現的人情世態與今天中國現實之間的內在關聯,給我帶來了極不真實的恍惚之感。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一切,或許正是四五百年前就開始發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轉折的一個組成部分。

人人皆商


《金瓶梅》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三百余人。除了妓女和西門慶的家族成員之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商人,一類是官員。有些官員直接或間接地從事商業活動——如周守備就出資在臨清經營“謝家酒樓”;有些人雖不從商,但也將官場視為賺錢牟利之手段。主人公西門慶既是商人又是官員——他以一個本色商人的身份,搖身而變為提刑所的副千戶、正千戶,執掌刑律。作為一名商人,西門慶不僅從事長途販運——所謂“江湖走標船、東平納香燭”,其商船常年往來于南京、揚州和杭州一帶;同時他又在清河本地開設了錢莊、生藥鋪、綢緞鋪、典當鋪等諸多店鋪,甚至還向官吏放貸(查閱宋明兩代的相關史料,在山東境內并無清河這樣的縣名。《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是從《水滸傳》中借用了清河這個地名作為故事展開的地點。但據《明史·地理志》記載,山東境內當時有一個臨清州,跟《金瓶梅》中所描繪的情節背景頗為相似)。西門慶苦心經營,逐步成為富甲一方的大財主——“家中呼奴使婢,騾馬成群;錢過北斗,米爛陳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也有大象口中牙。”


西門慶的父親西門達,是靠販賣生藥起家的,走的是川廣一線。西門慶所交往的各色人等絕大部分也或多或少與商業有染。比如,他的九個“拜把子兄弟”中,應伯爵的父親應員外是開綢緞店的,應伯爵本人明里是幫閑,暗中則是商業經紀人;謝希大、吳典恩、孫天化、常峙節諸人,不是開小店鋪做買賣,就是與官吏保債,充當商業中介;至于何官兒、葛員外之輩,更是典型的生意人。西門慶的姻親如喬大戶、孟銳等也都是商人。西門慶的家人伙計,如來保、來旺、韓道國等,個個堪稱精明能干的商業買辦。小說中兩位時常造訪西門慶家的“佛門中人”——尼姑王姑子和薛姑子,表面上是去宣講教義,實際上是為了向吳月娘、李瓶兒和潘金蓮等人兜售手里的經卷,念的還是“生意經”。就連住在清河縣的“退休”老太監,居然也經營著磚廠。如果再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賣鴨梨的鄆哥,《金瓶梅》中的角色簡直可以說是無人不商。


讓人頗感意外的是,《金瓶梅》通篇對農事稼穡竟毫無著墨,在當時以農耕文化為主導的中國社會,作者這種選擇性地“忽視”是頗不尋常的。小說中人人皆商的極端化情景,反映了臨清或以臨清碼頭為依托的北方城鎮經濟的繁榮——南方的絲綢、稻米等各類貨物源源不斷地運來并轉送到北方各地。同時,經濟的繁榮也導致了商業意識的覺醒,極大地改善了傳統商人“四民之末”的處境。在商業經濟影響下,新的社會道德逐漸形成,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倫理秩序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當然,《金瓶梅》中所描述的以臨清為中心的北方經濟繁榮具有某種偶發性,它受到特定政治文化與時空條件的多重刺激。擁有大運河漕運之便以及鈔關設立等因素,是臨清興旺發達的先決條件。隨著明朝不久之后的覆亡、鐵路和海運的興起,臨清的這種繁華也就很快煙消云散了。所以說,人人皆商社會確實在明朝某一個特定歷史階段和地域孕育出了全新的商業文化和價值觀,客觀上對傳統社會形態造成了沖擊,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固有的社會、政治、經濟和倫理軌跡。

金錢崇拜


小說第七十九回,西門慶染下沉疴,藥石無效,名醫束手。眼看著就要命歸黃泉,西門慶對守在身邊的潘金蓮和吳月娘簡單囑咐了幾句,便把女婿陳敬濟叫到了跟前,留下了他的最終遺言:“我死后,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伙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綢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伙計守著家門這兩個鋪子罷。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伙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后,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


西門慶死到臨頭,于神思恍惚、時昏時睡之中,仍能一筆一筆、準確無誤地向陳敬濟報出如此詳盡的遺產明細,一個為錢而生、也為錢而死的新型商人形象躍然紙上。讀者也許會聯想起《儒林外史》中的那個嚴監生。西門慶和嚴監生對于金錢的癡迷或崇拜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嚴監生對金錢是守財奴般小心翼翼的積攢與存有,而西門慶則是大肆揮霍并將錢作為資本繼續賺錢。在小說的第五十六回,西門慶在與應伯爵聊天時,說出了這樣一段富有現代經濟學哲理的話:“兀那東西(銀子),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


在西門慶看來,金錢必須周轉——投入到再生產流通環節中成為賺取更大的利潤資本;慳吝守財不過是極大的資源浪費。西門慶的這段話簡直猶如出自現代資本巨頭洛克菲勒或卡內基之口。


據清代張竹坡在《金瓶梅評點》中的研究結果,西門慶除了揮霍之外,死后留下的財富也至少值白銀十萬余兩,初看似乎并不算多。但當時明朝一個七品官員,一年的官俸也不過是區區四五百兩——也就是說,西門慶留下的財富,已達到七品官員年俸的兩百余倍。


通覽整部作品,西門慶撒潑使錢極為“豪爽”,對家人伙計乃至一般的朋友近鄰也慷慨大方。比如,西門慶的生意伙伴黃四,因丈人陷入人命官司而焦頭爛額,登門請西門慶設法搭救。西門慶“沉吟良久”后,答應請臨清鈔關錢老爹出面,轉求雷兵備,以平息此事。黃四為此奉上一百石米帖外加兩封銀子,讓西門慶轉送錢老爹,作為打點之資。西門慶拒不接受,只是說,事成之后,他自己備禮答謝錢老爹。后經伯爵多方勸說,西門慶只收了他的禮帖,銀兩悉數退回。在《金瓶梅》中,西門慶為朋友辦事出頭的地方甚多,但很少收禮。連《金瓶梅》繡像本的批評者也禁不住贊嘆西門慶“臨財往往有廉恥,有良心”。《金瓶梅》崇禎本的眉批曾這樣評價西門慶:“西門慶不獨交結烏紗帽、紅繡鞋,而冷親戚、窮朋友無不周濟,亦可謂有錢而會使者矣。”


在朋友家人面前,西門慶臨財一擲千金的仁義慷慨,與他在生意場上精于算計、錙銖必較的商人本色,以及他在官場上貪墨狠毒、不顧天倫人常的行事風格,都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或內在矛盾,反映出西門慶在對待金錢的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守財奴。西門慶作為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新型商人,他有著迥異于傳統倫常的金錢觀——積攢與揮霍并舉。他的形象折射出明代中后期新興的商業經濟倫理:在擺脫傳統道德束縛的同時,嘗試用一種新的“金錢秩序”來取代舊有的“宗法或道德秩序”。因此,在《金瓶梅》中,我們看到的西門慶,不僅僅是一個荒淫無度的好色之徒,同時也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一個經營有方、出手闊綽的“商業英雄”。

白銀世界


史學界普遍認為,明代中后期的中國,白銀逐漸成為主導貨幣。在《金瓶梅》中,處處可見白銀流通。不論是朝廷的賦稅與貨幣結算,還是民間的買賣和日常用度,基本上都以白銀折算,以銅錢作為貨幣媒介的場景極其罕見,更不用說紙幣和“寶鈔”了。根據小說中的情節統計,西門慶一家經手之白銀,按粗略估算可達十五萬至二十萬兩。這種銀本位的貨幣體系,完全印證了明代中后期的經濟金融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瓶梅》中,無論達官巨賈還是販夫走卒,日常生活中都離不開銀子,但各類人群手中的銀子往往成色不一。小說第一回,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之時,按約定,兄弟們每人都須交納“分資”(湊份子),以備結拜之日的花銷。花子虛最大方,他送來了一兩銀子,而且是“一兩無虛”,表明他的銀子成色很好;而應伯爵只拿來了一錢二分的銀子,且純度只有八成。至于其他的那些個弟兄,有送三分的,也有送五分的,不僅小氣寒磣,而且銀子的成色極差。與西門慶在正式和重要場合使用的官銀、紋銀或雪花銀不可同日而語。難怪西門慶夫人吳月娘嘲笑說:你那些狐朋狗友送來的份子錢,“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子一般”。


《金瓶梅》中流通的白銀良莠不齊,說明當時的白銀開采、冶煉技術高低不一,銀子的來源渠道和使用階層也大相徑庭。不同成色的銀子在交易流通時,其實際價值和購買力也有很大的差異。小說中多次提到的錢鋪和“銀行”,即是為不同成色白銀(包括錢幣)之折算、估價和兌換的場所。


按照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中的描述,中國古代最早征收賦稅(包括交易媒介),多用粟帛。“三代”(夏、商、周)以后,鑄錢與粟帛互為補充。直至唐代,始終維持著錢帛同時使用的局面。黃宗羲認為,唐以前的賦稅和民間商業交易,與金銀幾無關涉。自宋代開始,逐步形成了以銅鐵鑄錢為主、紙幣為輔的局面,而絹帛作為貨幣的功能則逐步喪失。白銀雖然也開始少量進入流通,但仍以錢幣為重。


白銀作為貨幣在市場上合法流通,始于元代。元代的貨幣政策,將統一發行的紙幣與作為保證金的現銀聯系起來,紙幣和白銀同時進入流通,兩者可以互相交易。明興之后,朝廷一方面沿襲了元代的紙幣制度,實行錢、鈔兼行,大力推行所謂“寶鈔”,并有意減少銅錢的供應量,與此同時,朝廷明令禁止金銀在市面上流通。百姓可以用金銀向政府兌換紙幣,但不允許民間以金銀私自交易。與元朝不同的是,明朝將紙幣的發行與現銀準備金脫鉤,導致了紙幣的濫發和貶值,整個金融系統很快崩潰,紙幣的信譽更是一落千丈。


據《明史》記載,至明仁宗監國,貨幣體系的混亂局面已不可收拾。一方面朝廷禁止用白銀交易的法令越發嚴苛: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但另一方面,禁令加劇了民間對于金銀的崇拜,以至于民間實際上的私下交易“惟用金銀”。到了正統元年(1436),英宗迫不得已,開用銀之禁。朝廷禁令一開,遂出現“朝野率皆用銀”“鈔壅不行”的狀況。


問題是,盡管朝廷可以一道圣旨宣布白銀成為合法的流通貨幣,但現實中白銀要像《金瓶梅》所描述的那樣幾乎成為唯一的貨幣則并非易事。如此巨大的白銀需求,其供應量如何保障?這其中至少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中國的白銀儲量;開采及冶煉技術;銀礦開采的成本、代價及其政治后果。


明代的金銀采礦及冶煉技術十分低下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史料記載,成化年間,朝廷開采湖廣金礦,二十一座金礦每年使用民夫五十五萬人,死傷無數,最后只煉得黃金三十五兩!另外,明朝歷代統治者之所以重申采銀禁令,其實是有一定顧慮的。早在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時,即有大臣屢請開銀場,而太祖不為所動,仍嚴令禁止。他的理由是:“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征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盡管洪武十九年后,銀礦開采禁令稍有松弛,但實際的開采量極少。浙江七縣之銀場,一年向朝廷上交的白銀,不過區區兩千余兩。


明代對大運河進行了大規模疏浚擴建,并由此促進了沿岸地區的經濟繁榮,南北商業交往日趨活躍。在紙幣信譽日漸低落的情況下,朝野上下對硬通貨黃金白銀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至宣德、弘治以后,朝廷禁開銀場之令幾成一紙空文:盜礦蜂起,屢禁不止。貪吏趁機加緊向朝廷游說,建議索性由朝廷督開銀場,利益歸于中央。萬歷年間,朝廷終于決定大規模開采銀礦,“中使四出,無地不開”。然而,由于前期礦穴私采嚴重,礦脈久絕,所獲甚微。實際上,萬歷年間的全國性金銀開采,不過是給了貪官暴吏搜刮民財、凌辱百姓的機會而已,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了“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慘相。為此,河南巡按姚思仁果斷上疏,極言開礦之八大弊端,并痛心疾首地呼吁:“(如不阻止銀礦濫采)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矣。” 可以說,自明代肇興直至滅亡,銀幣制所導致的問題,特別是銀荒問題,自始至終困擾著統治者。《明史》甚至認為,明朝最終之覆亡,“實兆于此”。


盡管銀荒是明代政治經濟生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痛,但我們在閱讀《金瓶梅》的時候,不僅沒有感受到白銀供應短缺,相反,小說中寫到的清河或臨清,卻不啻是一個大銀窖——從商業往來到行賄送禮,其中流通的白銀何止百千萬兩,大可謂“錢過北斗,金銀遍地”。在一個長期處于銀荒的社會,《金瓶梅》中充盈于市的白銀,又是從哪兒來的呢?根據現行研究,明代中國社會流通的大量白銀,其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由墨西哥經菲律賓馬尼拉運來的美洲白銀;二是從盛產白銀的日本流入(史料顯示,明代中期大量白銀從日本走私到中國東南沿海,長期困擾中國的“倭寇之亂”實際上也與此有關)。在逐利原則的驅使下,這些白銀“舶來品”理所當然地選擇流向經濟發達、商貿興旺的地區,比如《金瓶梅》中的臨清。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2016年第10期


(責任編輯 張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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